原告：朱杭。
委托代理人：朱明阳，原告朱杭之父。
委托代理人：杨春雨，沈阳市涉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长阔出租汽车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冠军，该公司经理。
被告：付建启。
委托代理人：江洪林，北京市长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杭因与被告北京市长阔出租汽车公司（以下简称长阔公司）、付建启发生赔偿纠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朱杭诉称：我在乘坐被告付建启驾驶的被告长阔公司出租车时，癫痫病突然发作。付建启把我拖下车弃于路旁后开车离去，使我的手机、钱包在我昏睡时丢失。我本身是病人，平时生活中经常感受到被他人歧视，这一次又象物品一样被人扔下了出租车，使我的精神遭受很大的刺激。二被告没有履行基于旅客运输合同对我应尽的保护义务，不仅给我造成了财产损失，更给我遭受精神和心灵创伤。请求判令二被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赔偿我的财物和精神损失9800元。
原告朱杭委托的律师杨春雨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北京天坛医院的诊断证明，证明朱杭患有原发性癫痫病，会全身大发作。
2、杨春雨对胡少杰的调查笔录，证明朱杭在承租胡少杰的房屋时，胡少杰曾见到朱杭的癫痫病发作，发病持续时间长，病人无知觉，症状为口吐白沫、四肢抽搐。
3、杨春雨对朱杭的朋友刘阳的调查笔录，除证明所见朱杭的症状与胡少杰叙述的相似外，还证明2000年8月21日晚她与朱杭分手时，朱杭带着一个黑色背包，内有手机和钱包；8月23日晚，她和朱杭在东环广场又找到付建启。
4、杨春雨对徐茂桐的调查笔录，证明2000年8月22日凌晨1时左右，徐茂桐在朝阳区垂杨柳市场门口（位于广渠门立交桥东）捡到朱杭的背包，包内没有手机和钱包，他根据包内的电话本与朱杭的家属取得联系。
5、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接朱杭报案后，于2000年8月25日分别对朱杭和付建启进行询问所做的笔录。在付建启的询问笔录中，付建启承认2000年8月21日晚11时从东环广场载客去双井；当车行至东便门桥北50米左右时，客人突然浑身哆嗦、口吐白沫、满头大汗，问她话也不回答；当行至广渠门桥东100米时，付建启停车。付建启称，朱杭是自己下车的。
二被告辩称：原告乘坐上被告付建启驾驶的出租车后，只声称要去朝阳区双井，未讲明要去的具体地点。行车时，原告确有不正常反应，但付建启不知道这是癫痫病症状，把原告误当作毒瘾发作的吸毒人员。当车行至广渠门桥东100米时，付建启认为已到达原告要去的双井，于是停车询问原告是否下车。此时原告的神志已有所恢复，未作回答便携其物品自行下车。付建启见状害怕，未敢向其索要车费。二被告认为，作为出租车司机，付建启对原告所犯的疾病无法得知，也没有义务必须了解。付建启按原告的要求将其运送到指定地点，已经完成了在旅客运输合同中己方应尽的义务。付建启在不知原告身患何病又未得到原告任何明示的情况下，未将其送至医院，不为过错，不能因此承担责任，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没有举证，庭审中除认为证明朱杭带有手机、钱包的证人是朱杭的朋友，该证言真实性不强以外，对原告方的其他证据无异议，但指出这些证据均不能证明朱杭是被付建启从车内拖出弃置路旁。
法院依职权对朱杭的主治医生、北京天坛医院医生齐某进行调查。齐某就朱杭的病情作证称：朱杭的癫痫病大发作时，首先表现为强直阵挛，持续大约2分钟后，一般会进入睡眠状态。
法庭经质证后，认证如下：
双方当事人对法院依职权进行的调查结果均无异议，应作为本案证据。
对朱杭所患的是癫痫病，被告方没有异议。主治医生齐某证明，朱杭的癫痫病大发作后，一般会（不是必然会）进入睡眠状态。被告方既没有证明此次朱杭发病后未进入睡眠状态，也没有以相反证据反驳“一般会进入睡眠状态”的证明。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可以推定朱杭此次癫痫病大发作后进入了睡眠状态。
对有关丢失手机、钱包的证据，除因证人与朱杭是朋友关系不能轻信外，还因该证据没有证明丢失手机的型号、号码、价值，以及丢失钱包内的钱款数量，不能认证。
原告方举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对付建启所作的询问笔录，付建启没有异议。该询问笔录能证明：1.朱杭要求去的目的地是双井；2.当车行至东便门桥北50米左右时，朱杭发病；3.朱杭发病后，付建启在广渠门桥东100米处停车。此地地名是马圈，并非朱杭要去的双井。
综合法庭质证、认证的情况，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
2000年8月21日晚11时许，原告朱杭在本市朝阳区东环广场处，乘坐上由被告付建启驾驶的被告长阔公司的出租汽车后，要求去双井。当车行至东便门桥北50米时，朱杭的癫痫病发作；又行至广渠门桥东100米左右时，付建启自行停车。此时朱杭已进入癫痫病大发作后的睡眠状态，无神智，已无自行开门下车的能力。付建启遂将朱杭置于车下后，驾车离去。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
《中
